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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便一提的是，羅教授還認為，“所謂把‘acknowledge’解釋成‘承認’無形中等于確認公報的英文本為正本，中文本不過是英文本的‘翻譯’”。[6] 這一指責卻歪打正著。從施文來看，當時的中文本確實是從英文本中翻譯過來的，這是不容爭議的客觀事實，我們不得不接受。事實上，在美國主宰的世界里，在英語橫行霸道的時期，又有多少國際關系文本不是以英語為主的呢？如果沒有記錯的話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文件也是先用英語起草，而后才翻譯成漢語的。這是世界霸權在語言上的反映。漢語要想獲得與英語真正的平等地位，還依賴我國國力的增強。
總之，對于歷史問題要本著歷史的態度，進行歷史的分析，只有這樣才能對歷史問題的實質有一個正確認識。在這一問題上，黃安年教授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，對這一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問題“糾纏不清”，體現了一個歷史學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。這種精神值得每一個嚴肅的學者學習。施燕華的一番表白讓我們看到了翻譯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責任。這一爭論同時也是向我國的翻譯工作者提出一個預警，學術著作的翻譯一定要嚴肅認真，只有如此才能不誤導他人和后人。
注釋:
[1]施燕華：《淺談中美建交公報的翻譯》，載《中國翻譯》，2004/1：60-61頁。
[2]黃安年：《究竟是“承認”還是“認識到”？——就中美上海公報中的一個史實問題答羅志田先生》。黃安年、任東來、楊玉圣主編：《美國史研究與學術創新》（北京：中國法制出版社，2003年4月第1版），645-677頁。
[3]參見同上書，第646頁。
[4]參見施燕華，第61頁。
[5]施燕華，第60頁。
[6]黃安年，第649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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